——回憶我的寫稿生涯
1965年秋初中畢業至1980年秋，回鄉務農15年，也是我從事業余寫稿的15年。鋤頭是筆，在大地這張厚紙上書寫著農人的春夏秋冬；筆頭為犁，在一張張薄紙上深耕著一個年輕的夢想。
頭5年，生產隊還沒有推廣種植雙季稻，比較閑散，基本不出夜工。白天勞動，夜晚便由我自由支配了。夜晚點燈費油，天一黑人們就睡了，而我為了擺脫這種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農村生活，就在夜晚拼命地讀書和寫作，決心從寫作中殺出一條血路來。
那時節，集體和個人都很窮，家家戶戶照明都是隊里分的幾分錢一斤的柴油，煙子大，光線差。我點的煤油罩子燈，玻璃罩著，煙子小，光線明亮。煤油是三角六分一斤，在供銷社打的，稱之為“洋油”，農村人認為點煤油是侈奢浪費。剛一下學，在外地行醫的父親就叫他的徒弟、石廟公社衛生所所長江作新叔叔給我送來了一本中醫啟蒙書《藥性賦》，要我學醫，說，秀才學醫，如籠里捉雞。我對學醫當醫生不感興趣，這本醫書我基本上沒翻，覺得枯燥無味，母親就叫妹妹監督我。
每到夜晚，我呆在我家雞籠旁邊只有一桌一椅一床的小屋子里看小說，學習寫作技巧。只要一聽到妹妹的腳步聲，我就拿著那本《藥性賦》，搖頭晃腦、抑揚頓挫地高聲朗讀起來：“聞之菊花能明目而清頭風；射干療咽閉而清癰毒；薏苡理腳氣而除風濕；藕節消瘀血而止吐衄……”妹妹一聽，車轉身向母親報告：“姆媽，哥哥他在看藥書。”母親說：“好，看藥書就讓他看，要是看閑書就把他的燈端起走，別糟塌燈油！”妹妹一離開，我又把醫書扔到一邊，繼續看小說或寫作，這完全是一種“地下工作”。讀初中時，父親給我的零用錢全都買了書，畢業回鄉時，挑了一大箱子書，夜夜都有書看，后來被紅衛兵抄家全都抄走了，很可惜。
我從事寫作，因為怕文章不被采用，逗人好笑，所以偷偷摸摸地寫，偷偷摸摸地寄。一次，宋河郵電支局一位30來歲叫蔡祥禮的鄉郵員（洪湖縣人）給我們大隊送郵件時，見我在投寄稿件，便告訴我，投稿信件不必貼郵票（因為報社是郵資總付），把信封剪一個小角就行了，新聞稿件必須要蓋公章。原來他也是黨報的通訊員，真沒想到眼下這位皮膚曬得黝黑發亮，每天騎著自行車跑村串戶的郵遞員竟然還是個寫作高手！
行話說，七分采、三分寫。寫稿容易，找新聞素材就難了。新聞又不能像文學作品那樣編造，而寫的是新近發生的事實，必須要何時何地何事何因何人五要素齊全，還要有新聞價值。而我一年上頭呆在生產隊出工，趕個集都還跟隊長請假，隊長不批就乖乖地出工，根本就沒有外出采訪的機會。而生產隊的一些日常農事活動又沒有什么新聞價值，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”，何況我又不是“巧婦”，寫稿這“鍋飯”的確不好做。想來想去，我就看報紙，琢磨人家是怎么寫的。那時生產隊公費訂了各級黨報，隊干部和社員們都不看，一是沒文化，二是沒興趣，有點時間不如去興菜園子或割燒柴，實惠多了。而我卻如獲至寶，一一瀏覽，從報紙上找點子，關起門來寫稿子，寫不出來敲腦子。白天參加生產勞動，是“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；夜晚是“寫稿夜正深，汗滴蚊子叮。誰知滿紙文，字字皆苦辛”。盛夏，穿長袖襯衣和厚襪子寫；隆冬，偎在被子里寫，別人吃一種苦，我吃兩種苦：白天勞動，吃體力的苦；夜晚寫作，吃腦力的苦。
稿子寫好了又愁投寄。鄉郵員是隔三差五地才來一次。新聞講時效性，寄慢了就過時了，成了“明日黃花——老了”，寫得再好也不會刊登。所以，由于這些客觀因素，我從1965年秋一直到1970年夏，整整寫了5年，都成了報社編輯部字紙簍里的菜。但是報社的編輯也很負責，即使沒有采用，也是有稿必復，我收到了好多“不擬采用”的“回執單”，成了“退稿專業戶”，幸虧保密工作做得好，沒有被人笑過。編輯同志的回執單都是事先印好的，只須在同志前面填寫一個“王”字就行了。“王同志：感謝您為本報賜稿，經研究，不擬采用，望繼續努力。此致敬禮”。后來可能被我鍥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動，回執單再也不是鉛印的了，而是編輯同志的親筆信，并寄上一大摞采訪本、寫稿紙和學習資料，我用香煙盒寫過稿紙寄報社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們合興公社年輕的團委書記吳昌俊（后曾任公安特派員、京山縣交警大隊教導員）到宋河區開會時，見到辦公桌上有一個很大的《湖北日報》專用信封，上面寫的是“京山縣宋河區合興公社九星大隊四生產隊王章一同志收”。拿過來一看，已被拆開，里面空空如也。他就把這個空信封拿回來，又專程送到我的手上，說，我見這信是寄給你的，早已被人拆開了，里面寄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拿回來給你，是不辜負人家報社的一片心意。我被吳書記愛民如子的精神深深感動，再三表示感謝，并叮囑他保密。
1970年七月尾，快要立秋了，生產隊搶插晚稻，正逢大旱，山洼里還有幾畝田無水插秧。生產隊長花錢請來三臺抽水機和師傅，從幾里路遠的小河里三級提水到山上。沿途的通水渠道，就把各家的門板卸下來搭“天橋”，用塑料薄膜鋪在門板上，場景十分壯觀。我覺得是難得好素材！苦于沒有時間寫，白天搭“天橋”，夜晚打早稻，夜晚收工后準備寫，誰知民兵排長又安排我到河邊照抽水機。人也非常困，就想放棄，但夜晚在禾場打谷時，見我的堂弟王章斌從宋河糧管所回來，給他父親打了幾斤糧食酒讓他父親過忙月，第二天就要趕回單位上班。我想這是一個天賜的好機會。半夜收工后，我立即寫好稿子交給堂弟，然后才去照夜。當時我寫的題目是：毛澤東思想閃金光，晚稻不插“八一秧”。正文的導語是：驕陽似火，炎風燙人。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京山縣合興公社九星大隊四小隊干部群眾，三級提水架“天橋”，搶插晚稻不動搖。誰知沒過幾天，稿子被《荊州報》刊登了，還加了“編后語”。因為當時家家都訂有《荊州報》，不等報社寄樣報來我就知道了。盡管一沒署名（署的是隊通訊組），二沒稿酬，我還是很高興，寫了5年的文字終于變成鉛字了！人們都不知道是我寫的，公社干部還以為是下鄉知青寫的，到處打聽作者是誰。吳昌俊書記泄了密，說，可能是王章一寫的，我跟他送過報社寄的空信封。后來我的業余文學創作也實現了“零的突破”，第一篇小說《一筒對節樹》被河北省滄州市《無名文學》刊登了，楊集區一位叫高天然（后曾任縣財政局工會主席）的文學創作者專門跟我送了幾筒對節樹，我用它打了一張方桌和8個“排骨”凳子。這可能是我的“稿酬”。
公社、區、縣陸續通知我參加各級舉辦的通訊報道和文藝創作培訓班。為了不讓生產隊阻攔我，公社黨委還減了我們生產隊2名出外工（主要是修水庫）的勞動力，還要生產隊誤工記工，大隊每天發我2角錢的補貼，保證我能隨叫隨到。我由“地下工作者”搖身一變，成了“合法”身份——“農民通訊員”。在全公社全區范圍內暢通無阻了。1975年3月，我正在大隊養豬場喂豬，突然接到區里的電話通知（大隊電話機設在養豬場），要我去參加縣委宣傳部在宋河區舉辦的北片通訊報道培訓班。3月10日我去報到，只見三陽、羅店區各來了一名宣傳干事,宋河區的5個公社各來了一名農民業余通訊員。縣委宣傳部宣傳干事左其義老師講了一天的課。第二天三陽、羅店的宣傳干事回去了，而我們宋河區的5名農民業余通訊員留了下來，左老師叫區委辦公室給我們開了介紹信，叫我們到各公社去采訪幾天后，回區里寫稿。我被安排到蒼臺公社在黨委辦公室一位同志的陪同下，用了三天時間采訪了幾個大隊，回區里寫了一篇通訊《破千年舊俗，立一代新風》，寫的是宋河區聯升大隊（今高家垱村）青年高世貴、左其秀在水利工地舉行婚禮的事。后來被《荊州報》登了，文章最后署名是：區通訊報道培訓班。
一炮打響，炮炮走紅。后來的稿件陸續被各級黨報、電臺采用，有時一篇稿子幾家新聞單位采用。京山人民廣播站幾乎天天都有播送合興公社的報道（那時家家都裝了有線廣播），人們說京山人民廣播站成了“合興人民廣播站”。
真是“人怕出名豬怕壯”。1977年《湖北日報》將一封讀者來信退回石廟大公社黨委處理。其信的內容是告一位在我們生產隊駐隊的公社領導。公社黨委將來信交由我們大隊黨支部處理，要找出寫信告狀的人。當時我在修八字門水庫，擔任石廟團政工員，不知此事，但大隊鬧得滿城風雨。后來才聽大隊會計對我說，大隊干部認為是我寫的，因為只有我在跟上級黨報寫稿。他們拿著那封“讀者來信”在全大隊有文化的人中調查，要大隊會計辨認是不是我的筆跡。大隊會計反復地看了，斬釘截鐵地說：“這不是章一寫的，因他寫的每篇稿子都要我蓋公章，他的筆跡我很熟悉。”雖然最后不了了之，但母親受了一場虛驚，說，娃呃，莫寫了，那報紙上又掃不下糧來，掃不下錢來，還惹些“糊梢”（惹事），跟我老老實實地搞生產，搶工分；有時間就去興菜園子，割燒柴！
我還是堅持寫作，想體現人生的價值，圓我的夢想。我為了安慰母親，盡量減少外出采訪，一心一意搞生產。可是我不外出采訪，卻有人上門送來新聞素材要我“加工”。1980年6月的一天，我正在隊里勞動，宋河區宣傳干事邵英才（曾任合興中學校長、石廟大公社知青辦主任、合興管理區黨總支書記）騎自行車從宋河來找我，說，章一同志，區委昨天開了一個干部大會，參加會議的全體干部震動很大，區委要寫篇報道見報，我就找你來了。我把他帶來的文件看了一下，覺得有新聞價值，不免手又癢了起來，立即寫了一篇報道交給他帶回去。沒過兩天，《湖北日報》刊登了。這年9月，我便招工了，15年的辛苦換來的一頂“農民業余通訊員”的帽子終于被摘掉了。
2023年5月31日
